中共一大代表叛黨，建國后請求回歸卻得到周總理諒解，有何隱情？

1949年10月，新中國剛剛成立，消息立刻傳遍海內外。聞知此消息后，眾人反應不一。

底層民眾自然無比興奮，因為一個嶄新的時代到來了；蔣介石等國民黨反動派一片愁容，因為這宣告他們已經徹底失敗。

但有一個人的表現卻很奇怪，他看起來百感交集、左右為難，似乎很迷茫。在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情形下，最終他鼓起勇氣寄了一份電報送給當時的總理周恩來。

——只見他在電報中非常親熱的喊周恩來為“兄”，而且里面還寫道“南天引頸，曷勝欽遲，一有便船，當來晤教”這樣一句話，看起來很稀松平常。

但萬萬沒有想到，就是這樣一份電報居然引得周總理動容，而且隨后還驚動了毛主席、董必武等一眾我黨的元老親自出面。有何隱情呢？只因為這個人的名字叫包惠僧。

關于包惠僧此人，或許大多數人都沒太多印象，但對黨史有點了解的人應該聽說過這個名字，因為他曾經出現在中共一大的名單上。

要知道，中共一大代表可是建黨的元老，正如黨史記載，到建國時期唯一堅持下來的代表就兩個人，一個是毛主席，另一個則是董必武，而他們兩人都是我黨高層核心。由此可見，包惠僧的來歷不凡。

但話又說回來，黨史記載：到建國時期，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，只有兩位在天安門城樓宣布開國。那么，其他的人哪去了呢？

——答案很簡單，要么叛變了，要么犧牲了，要么脫離了共產黨。很不幸，包惠僧就是當初那個脫離黨的人。

在一些資料記載中，包惠僧被定義為“叛徒”，這倒并沒有說錯，畢竟包惠僧的確曾脫離了黨組織，而且還加入國民黨。

但是包惠僧的過去，沒有我們想的那么簡單，他的人生很復雜，后來還迷途知返回歸我黨。具體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時間回到1894年，當時的包惠僧出生在湖北黃岡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里，他和絕大多數我黨的元老一樣，家里窮得響叮當，但又充滿斗志，從小就有遠大抱負。

正如資料記載，包惠僧家里雖然窮，但是經常為朋友兩肋插刀，寧可餓著肚子，也要幫助朋友度過災難。而且也經常好打抱不平，期間他曾經看不慣當地的地主土豪的惡行，大鬧鄉里，搞的動靜不小。

很明顯，包惠僧此舉必定會惹得統治階級不喜，所以他的青年生涯過得很不暢。要是一般人肯定會被磨平棱角，慢慢的或許會變成一個油膩的中年人。

但包惠僧卻很“另類”，正如一大代表陳潭秋對他的評價——暴徒，簡言之，包惠僧如同一團烈火，面對不平等的現象，從來不低頭，而且做事從來不講后果。

在這種性格影響下，1917年包惠僧畢業后在一所小學任教，干了幾個月就因為與校長吵架，然后憤而辭職。之后他又來到另一所小學當教師，結果還是和學校的校董產生沖突，被迫離職。

為謀生計，包惠僧轉戰報社，因為工作努力負責，得到老板重視，讓他能在上海、廣州、北京等地來回采訪發表文章。

但由于他發表文章從不講究遮遮掩掩，經常對現實進行針砭時弊，甚至還時不時怒斥軍閥。結果不言而喻，他得罪了軍閥，被取消了記者證，后來還遭到各方打壓，徹底失去了生存空間。

這就是包惠僧青年時的遭遇，完全應了“暴徒”的評價，純粹一往無前，不懼怕任何阻力。不過也正因為他的這份氣魄，所以還是能得到一些報界好友的幫助，后來他還有幸采訪到大名人陳獨秀。

包惠僧德曾兩次采訪陳獨秀，因為談吐不凡，讓陳獨秀對他十分欣賞，之后陳獨秀更是與他講解五四運動、婚姻自由和漢學知識，隨后更是手把手教他如何確定人生目標。

受陳獨秀啟發，包惠僧醍醐灌頂、大徹大悟，隨后辭去了報館的職務，開始投身于馬克思主義。在研究馬克思時，包惠僧又遇上陳潭秋，兩人大談十月革命，相交甚歡，很快成為好友。

不過，包惠僧直來直往的性子也得了前文提到的陳潭秋給他的“暴徒”稱號。

再后來就是中共建黨事宜，在陳潭秋的幫助下，包惠僧加入了武漢共產主義研究小組，隨后成立共產主義小組，包惠僧因為能力過硬被推舉為書記。

1921年的中共一大，陳獨秀因為宿舍款項問題未能出席，因為很看好包惠僧，陳獨秀委派他為自己的私人代表出席中共一大。就這樣，包惠僧成為了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之一。

有意思的是，在參加這次會議時，包惠僧認識了很多后來重要的人物，彼時他27歲，剛好結交了28歲的毛主席，雙方有過戲談，一個敬佩對方的知識淵博，一個敬佩對方的豪爽果斷。

雙方很快成為好友，之后也多有書信往來。

到1921年8月11日，中共在上海成立領導工人運動的總機關——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，當時毛主席為湖南部主任，包惠僧擔任書記部的一個部門負責人。

毋庸置疑，包惠僧當初在黨內非常耀眼，他做事雷厲風行，對人熱情洋溢，因此在黨內獲得了一個新外號“包大炮”。

在那段歲月里，包惠僧給中共一大的諸多同志留下極其深刻的印象，包括毛主席。可這還沒完，1924年包惠僧又得到黨組織同意，得以加入國民黨，并在國民黨內部扶搖直上。

他從最開始的一個訓練班委員，快速的提拔為滇軍干部學校政治部主任，越干越紅火。

——尤其是在1925年，當蔣介石拉著周恩來去參加東征的時候，因為蔣介石很欣賞周恩來的才華，所以硬拉著不讓他走，這便導致黃埔軍校缺政治部主任。

在這種情況下，廖仲愷破例提拔包惠僧為新政治部主任。也正因為如此，包惠僧又與周恩來成為好朋友，而且還和蔣介石有不錯的交情，一舉成為黃埔軍校的大名人。

本來這一切都很順利，包惠僧也有光明的前程，但誰都沒想到蔣介石竟然叛變革命，國共分裂了。在這一情況下，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被殺，原本充滿未來的黃埔軍校內血流成河。

受此沖擊，包惠僧病倒了，當時周恩來希望他去江西接管軍委工作，但他病的不能動，迫不得已周恩來只能給他一筆錢，讓他好了以后跟上隊伍。

后來的發展軌跡出乎意料，包惠僧沒能頂住壓力，選擇自動脫離中國共產黨。之后為生計又跑到國民黨湖北省主席手下當參議。

——因為在黨內頗具名氣，所以他得到蔣介石重用，以共產黨元老棄暗投明為宣傳噱頭，將他提拔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議。

包惠僧當年的行徑，某種程度上而言已經算“叛變”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包惠僧并沒有給蔣介石提供太多“作用”，而且他一直沒有實權，還在1936年早轉為文職，只是在蔣介石那混飯吃，所以影響并不大。

1948年底，此時三大戰役逐漸打響，蔣介石統治黑暗混亂，當時包惠僧知道蔣介石為人，便帶著家眷逃到澳門隱居。 只是在澳門的日子并不踏實，因為生活窘迫，更怕國民黨特務找上門。

后來得知新中國建立，而如今中共核心里面諸多關鍵人物也與他交好，自己目前處于走投無路的狀態，于是有了開頭的那一幕，包惠僧在忐忑之下寄電報給周總理，表示了自己想回來的意愿。

周總理得知此事后，立刻找到毛主席，毛主席對此也很重視，拿著電報沉思了很久，最終還是批復：回來可以。

就這樣，在我黨的幫助下，昔日的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迷途知返。

1949年11月，包惠僧帶著全家來到北京，該消息震動整個中共高層。

次日，國務院副總理董必武親自請他吃飯。不過董必武對當年的事還印象尤深，于是也開玩笑說了一句：你做了國民黨的官，就不要共產黨的朋友了。

緊接著，周總理也請他去家中做客，二人有過一番長談。此次交談，事關當年之事，周恩來對他的過去也表示諒解，表示：你一大家子，也要生活嘛！

不過對于此次回歸，周總理提出一個特殊要求：“你過去不是一個普通的共產黨員，要對黨有個交代。”很顯然，這是讓他對自己過去的叛變行為交代詳細，作出檢討。

包惠僧回也欣然同意，后來寫了一篇長文，十分鄭重的檢討了自己在大革命中立場不堅定，脫離革命，投靠蔣介石的錯誤，并且還用了“罪不可赦”這四個字。

看到這份“交代”后，毛主席、周恩來等人也就不計前嫌，同意他重新回到革命隊伍中。

在后來的歲月里，包惠僧全身心投入到社會主義建設中，他也從內務部研究室研究員，一直干到國務院參事，到1957年的時候還寫了《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后的見聞》，一直到1979年才去世。

參考文獻：《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的迷途與回歸》

來源：夏目歷史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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